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

　　意思就是义和利是人必有的两面，尧舜也不能让百姓不去追逐利益，但能让他们追逐的利益不战胜道义，桀纣则反之，所以说“义”能战胜“利”就是治世，反之亦然。因此，天子不应当在意财物多少，诸侯不应该谈论利害

　　荀子大部分思想是符合变法的，但这条被单捡出来，那就是汪与立在拿荀子来赤果果地打变法派的脸。

　　不过，卓敬是何许人也，作为大明第一才子一代目，他可谓是遍览群经，很快就找出了应对之术。

　　你不是拿荀子来说事吗？好，那我直接拿“北宋五子”说事。

　　论断章取义，单独拿出对方所倾向的先哲的某一条话语来辩驳，谁不会呢？

　　卓敬淡然开口道：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此言自有解法，不需我来解释，先贤早有定论。”

　　“横渠先生有言，利之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论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

　　这句话出自“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意思是利对于百姓来说是利，但是对于士大夫和国家来说，都不叫做利，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说当政的人，只要恰当地满足百姓的欲望和利益需求，那么就不会存在社会混乱的现象。

　　用来解答汪与立的问题，就是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最起码来说是太过于绝对了，如果二者基本相等，不需要谁战胜谁，那么就不会出现乱世。而且对于百姓、士大夫、国家这三个群体来说，同样是“利”，但含义不同。

　　这里面需要额外提一句张载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毕竟哲学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的，如果不提具体的时代背景就拿北宋的人说的话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说的话进行对比，那就等同于刻舟求剑，是毫无意义的。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三冗问题愈发严重，社会问题和外部压力造成了我铁血大宋急需大笔钱财来养数以百万计基本毫无用处的厢军和官员，并且向每一个邻国支付每年不断增加的岁币。

　　简单的来说，就是搞钱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得先修改一下传统的道统理论，毕竟要是大家天天言义不言利，耻于搞钱，搞钱不道德，那怎么过日子呢？义是没法当钱花的。

　　所以北宋时期的“义利之辨”开始了，张载作为关学掌门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钱的这一方，也就有了刚才的那番话。

　　回到正题，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话语来回敬汪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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